波士顿夜话：《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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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北岛他们高声朗诵着这首诗，等待黎明的到来。

相信未来

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波士顿夜话：北岛《无题》

老师们请少安毋躁，让我尽情地，念一念北岛。

下次，一定就念铿锵的那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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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无题

把手伸给我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即使只有最后一棵白杨树
象没有铭刻的墓碑
在路的尽头耸立
落叶也会说话
在翻滚中褪色、变白
慢慢地冻结起来
托起我们深深的足迹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

波士顿夜话：北岛《一切》

中午，有雨
在Burger King
四周是喧闹的人群
让我有
大隐
隐于市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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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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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版本。。。这个肯定不嗲！

对话北岛：那些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是前几天看的一篇文章，非常非常有意思。它成为阅读《失败之书》和《七十年代》的一个补充。
存在我们这里一份。

2009-11-23 16:57   南方人物周刊

《今天》编辑部组织的郊游。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 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1970年代末，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不能把批评美国变成赞扬自己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 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 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 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 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60岁，可分为3段：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 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人物周刊：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 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5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 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 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 界。

人物周刊：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人物周刊：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 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 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 重。

人物周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民主是很欣赏的。

北 岛：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和每个人的阅历、知识背景有关，立场观点像光谱那样复杂，很难简单分类。我看过《民主四讲》（作者持新左派立场），很多地方讲得 是对的，但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成自我颂扬。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认真反省这 60年，将来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大陆陆续出版，有删改情况吗？

北岛：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编辑和我共同校对，才发现大陆的每本散文集都删了上百处。有些出版社，如三联，就做得比较好，《七十年代》删节得很少。

“文革”中的地下文化运动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算是对少年时代经历的反省吗？

北 岛：1966年我17岁，曾很深地卷进“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长经验，包括对当时狂热的忏悔。我最近刚完成的这篇是《北 京四中》。四中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潜藏和爆发的危机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两个四中：一个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贵族”四中，一个是以思想 文化为动力的“平民”四中。这种内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谓“平等意识”掩盖了，而“文革”不仅暴露，甚至加深了这种对立，鸿沟一直延伸到现在，双方几 乎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恰好与当今的政治、社会形态挂上了钩。

人物周刊：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评价反差特别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陈丹青的观点就很不同。

北 岛：这也正是我们编辑《七十年代》的意图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很接近–上山下乡、自学，还有来自底层的社会经验，但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观 点。这种矛盾恰好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觉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 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 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对您这代人来说，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吗？

北 岛：到7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绝境，这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对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还远没有说透，往往还停留在肤浅而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跟朋友建 议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70年代是破土与艰难生长的过程。你也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乡刚开 始的时候，有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这颗种子和大地的关系有点儿特别。他是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时开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鱼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 这一点。而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 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当年地下文化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吗？

北 岛：打个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他们都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20岁出头的女孩。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现象，她扮演 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说到底，这也是中国革命带来的结果，胆大，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办 过地下画展，还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而像这样的沙龙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被忽略了。《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 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历史质感。

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张力？

北 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 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 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 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 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 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 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 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文革”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 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 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 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 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 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 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 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 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 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 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 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 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 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坏 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 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 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 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 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 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 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 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 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 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 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 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 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 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 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超时了，掏出手枪，接着读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 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 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 扫描笔，碰到生祠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 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 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美国之音”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 于水生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人物周刊：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物周刊：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 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由于诗人的EGO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 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 诵，规定每人为20分钟，那家伙念了45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 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着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开始定居香港，香港对您意味着什么？

北岛：我感谢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来收留过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虽是弹丸之地，却提供了另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当然香港有香港的问题。教书时，我发现我学生的外国诗歌知识几乎是零，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我们正筹备“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帮您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

波士顿夜话：123诗社《回答》

五月江湖色影展的时候，晚上大家聚会，我喝得有点多，站在椅子上大叫，我们来念诗吧。后来大概朗诵了半首《回答》，就念不下去了。今天早上一边开车，一边录了一个完整的。没有特别的配乐，开着收音机，放什么算什么。

《回答》是我读现代诗的启蒙课本，那个年代叫做朦胧诗。二十年前，我抄在小本子上面的第一首诗。那时候，它在各版本的诗集里面，也都是第一首。

第一次朗诵，选择《回答》，在遥远的波士顿，向我一直崇拜的诗人，北岛，致敬。